发表日期:2024/06/30
引 言:偶然的必然
在华人世界的语境文脉当中,“生死学”一词所蕴含的旨趣可说是相当本土甚至在地的。当它于1993年夏天在我国台湾地区横空出世且蔚为流行时,不啻一件令人意外的偶然现象。毕竟谈生论死之事始终为众人之大忌,当时大多以猎奇心态视之,以为不久便自然消散,未料此等风气竟然绵延至今且方兴未艾。乍看之下,“生死学”似已深入人心,更渗透至社会文化成为必然,各种媒体不时提及即是明证。然而仔细想来,死生大事虽为人生必然,但将之开创为一门学问令其成长壮大,其间却又充满各种偶然。此一华人世界新兴学科可否持续发展而立于不败之地,值得有识者不断关注。
一 旅美学者的起心动念
(一) 外在环境
生死学的问世无疑要归功于旅美学者傅伟勋教授,他在台北出版《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一书大为畅销,为其博得“生死学之父”的美名。他在自序中写道:“我从美国现有的‘死亡学’研究成果,再进一步配合中国心性体认本位的生死智慧,演发一种我所说的‘现代生死学’……这是我稍改原先书名(《死亡的尊严─现代人的死亡问题及其精神超克》)……的主要理由。……本书是在再次开刀而又经过三个月电疗之后,还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写成的。……我通过自己的生死体验,很想告诉大家,我们应该珍惜挚爱我们的人生,直到最后一天告别人生为止……”
他又在引论中申述:“‘死亡学’是战后美国的一门新近学科,……这些年发展成为一项热门……随着死亡学的研究发展,也逐渐有人提倡‘死亡教育’ ……,不少美国大学学院都纷纷开设‘死亡与死亡过程’这类课程,……我执教‘死亡与死亡过程’这一门课已有十年,……依我个人经验,此课由宗教系开设,最为理想。”由于他长期任教于州立大学宗教系,接触到死亡课题属于偶然的必然。此乃作者在美国高校安身立命的外在环境,亦即以宗教系教师身份开授死亡相关通识课,令洋邦学子“超克死亡”。他虽在书中提出当时任教此道的九大课题,却始终停留在述而不作的地步,直到自身罹癌必须直面死亡,方才起心动念著书立说。
(二) 内心体验
谈生论死可以只是教学生涯的需要,不必然会纠结住切身处境,除非碰上生死攸关之事。傅教授于耳顺之年罹癌大死一番,遂有如此内心体验:“我自幼少就很怕死……在病床上沉思冥想所获致的结论,比海德格的实存分析还进一步,认为我们所谓‘怕死’,……寻根究底即不外是‘怕自己将要完全失去世上所喜爱过的事物’ ……海德格对于死亡的实存分析,与佛教深化生死真谛为因缘或缘起说法的理论结合,恐怕是揭示‘怕死’真相最有深度,也是最能发人深省的解释。此一解释可以当作培养我们现代人的生死智慧的首要步骤。”诚哉斯言,哲学家傅伟勋的生死体征,无疑产生了一种宗教性深度。
他对于哲学和宗教学的评价有所互补:“(我)所学所教的又是很有意义的哲学(学问的生命)与宗教学(生命的学问),即使我这次罹患癌症,万一过不了关……,也是无可埋怨的。”对照于他的自传《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所标榜:“‘学问的生命’指涉纯粹客观的学术探讨,……‘生命的学问’则特指我们实存主体性的生命体验与探索及其哲理深化,重点摆在‘生命’上面;不过一旦有了哲理深化,自然形成‘学问’。”有此自觉他才发心写书:“正因自己面临大难,更应珍惜余生,好好写出有关生死问题及其精神探索的书,践行自己作为教授学者的人生使命……这是我撰这本书的因缘。”
二 学科构建的条件因素
(一) 社会风气
傅教授起心动念著书立说,意外地在20世纪末的台湾地区掀起一阵谈生论死的社会风气,三十多年来至今未减,无疑是生死教育的良性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民间谈生论死跟社会风气渐开,可谓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其实台湾地区早在生死学创立十四年前的1979年,即曾由卫生教育学者黄松元引进美国的死亡学与死亡教育,但未形成普遍关注。为何后来出现生死学与生死教育却一夕爆红?这或许跟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有关。犹记我于21世纪初在广播电视大学讲授“生死学”一科,修习人数蔚为当年选修课程之首,而排名其次的则为“人生与理财”,可见社会人士心之所向的两端。
生死话题虽仍不时为人们所忌讳,却也有更多“不怕死”的人激起好奇心;套句台湾地区流行的话说,“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尤其成长于声光电化新媒体熏陶下的一代,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回想我自生死学问世两年后,即于高校以此为名开授通识课,至今已近三十载,几乎总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但在我的心目中,以通识课引领学子了生脱死是一回事,将生死学打造成为专门知识则是另一回事。新兴学科构建必须可持续发展,此即傅教授所言“学问的生命”,偏向知识性探讨。然而生死探问终究不能只是身外之事,还是要开出“生命的学问”途径。他的进路是宗教学,我则从应用哲学走向拟似宗教之非宗教的“大智教化”。
(二) 存在抉择
傅伟勋在自传中对个人学者生涯的起步有所诠释:“我在台大六年,……选定德国实存哲学以及……实存主义为自己专修对象,乃是……我个性之中理性(哲学探索)与感性(文学音乐感受)强度相等而又相克,……我攻读哲学的实际动机是在‘了解自己,克服自己’ ……经过四十年的学问磨炼,……我这几年来经常强调,我们作为现代的教授学者,应该兼有‘纯一简易的(学问、人生)信念’与‘多元开放的(思想、文化)胸襟’。”其自传出版于生死学专著七个月之后,系统性综述学者生涯一连串的“存在抉择”,令人印象深刻。他笔下的“实存主义”即是存在主义,我也是因为读了存在主义书籍后发心念哲学,可谓感同身受。
可惜的是傅教授因为罹癌而壮志未酬,于创立生死学三年后大去往生,全方位的学科构建终究未及落实,仅提出一套宏图。不过话说回来,正是因为有了此等受到自身存在抉择的企图,生死学到头来终能在华人世界开花结果。这可算是傅教授“择善固执”所结下的善果,他对此有所自觉:“如果我不是自幼即有极端怕死的神经质倾向,恐怕就不会去专攻(东方)哲学与宗教学之类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很可能反会热衷于世俗世间的功名利禄吧。”由此可见,他晚年一心一意创立生死学的强烈动机,正是导致“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我实现力量。力量加上契机,终于体现出一门新兴学科的构建发展。
三 设立系所的因缘际会
(一) 教团兴学
若说生死学的诞生属于偶然的必然,那么为其设立一个教学研究单位,则算得上是一系列必然的偶然了。今日拥有学士、硕士、博士班级一应俱全的“南华大学生死学系”,在1997年初创时正式名称为“南华管理学院生死学研究所”。当年我受到傅教授赏识,忝列为筹设新所成员之一;之后又承蒙校长龚鹏程教授提携成为创所所长,其间之偶然性始终令我感到意外。就学术归类而言,我是应用哲学学者,硕士、博士及评教授研究论文分别涉及生物学哲学、物理学哲学和护理学哲学。正是在钻研护理哲理的道路上,我接触到医护伦理学以及更大范围的生命伦理学,似乎就此必然衔接上日后新起的生命及生死教育。
早年南华学院位于台湾地区中南部阿里山脚下,校门左右两侧各书“佛光大学”和“南华管理学院”二名,象征着彼此的关联。二十八年后的今天,佛光与南华分属两所大学,但皆为佛教教团所有。教团兴学在台湾地区为普遍现象,我从学士读到硕博士的辅仁大学即为天主教教团所创,这点在港澳地区和1949年前的大陆随处可见。我常说生死学有三问:“我从何处来?我往那里去?活在当下如何安身立命、了生脱死?”宗教信仰无不对前二者有所“许诺”,我所倡议推广的“大智教化”则针对后者提出全方位的见解。个人近十年著书立说即在宣扬此道,藉以传播不问生前死后何去何从的儒道融通现世主义“大智教”。
(二) 课程设计
大智教的理想人格为“后现代儒道家”,实践“儒道融通”的现世观解,傅伟勋对此有所阐述:“儒家倡导世俗世间的人伦道德,道家强调世界一切的自然无为,两者对于有关(创世、天启、彼岸、鬼神,死后生命或灵魂之类)超自然或超越性的宗教问题无甚兴趣,顶多存而不论而已”。他并宣称“庄子是心性体认本位的中国生死学的开创者”,然而一旦要针对佛教学校系所进行课程设计,却仍有必要面面俱顾。这反映在他于设所计划书中提出的:“生死学之内涵,包含下列项目:1 .个体死亡学;2 .面对人类共同命运与面临死亡之挑战的‘共命死亡学’;3 .环绕着死后生命或死后世界奥秘探索的种种进路;4 .以‘爱’的表现贯穿‘生’与‘死’的生死学探索。”
傅伟勋的胸怀有容乃大,落实于课程规划共计十四门课;必修四门为:1 .儒道佛教的生死观;2 .社会工作与生死体验;3 .世界生死学研究文献选读;4 .当代生死学研究论析。选修十门为:1 .死亡法律学;2 .死亡社会学;3 .死亡与医疗伦理学;4 .临终关怀的理论与实务;5 .死亡的哲学人类学;6 .死亡的比较民俗学;7 .死亡的比较宗教学;8 .科学与超心理学的死亡探讨;9 .死亡与文学;10 .死亡与艺术。这些课程涉及自然、社会、人文三大知识领域,符合他心目中“具有新世纪科际整合意味的探索理路”。“科际整合”指向跨领域的交叉学科,待我接手创所招生后,更扩大范围将课程规划分列三大学群:1 .人文与宗教群;2 .社会与科技群;3 .教育与管理群,后者即为应用生死学。
四 生死教育的落地生根
(一) 当局政策
在西方的学术传统内,一门成熟且独立的学科大致都有些基本要件,如作为共同体的学者、学系、学会、学刊,等等,以及最重要的学科范式,亦即公认的相同信念。依此观之,生死学尚年轻且缺乏共识,但这或许正是它的可造之处。深入考察,“生死学”其实有特称与通称之别;傅伟勋当年所创立的乃是“现代生死学”,有其特定的架构和内涵;而一般高校所讲授的生死课,则大多为教师的“各自表述,各取所需”。如今我国都有人探讨生死学和推广生死教育,但以其中的宗教背景而言,肯定大异其趣。其实不止这端,两岸教育政策都很重视的“生命教育”又是另一例,彼此所触及的议题只能“异中求同,同中存异”。
像台湾当局教育政策下的生命教育,起步时竟是移植天主教学校的伦理教育及宗教教育,相关史书《台湾生命教育的发展历程》(徐敏雄)对此有专节讨论。这点不免受到社会质疑,主事者也不断从善如流;但在民间护持生命教育的力量,仍以各种教团为大宗。当局推动生命教育比生死学诞生晚了几年,但由于是既定政策,竟一步步将生死学收编。世纪初高中生命课纲草案即列有“生死关怀”一科,与伦理、心理、宗教等相关课程并陈。被收编的好处是拥有讲台和资源,缺点则是受限于意理不易发挥。特称的“生命教育”在2019年有了最新课纲,生死学被归入“终极关怀”课题内以落实生死教育。
(二) 多元呈现
好在新课纲只规范中小学课程,大专以上仍保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像我长期在本科上通识课“生死学”,于硕士班开“生命教育研究”,无不彰显自我贞定下的自家本事,亦即“大智教化”。大学生已是成年人,大智教化遂体现为生命教育的民间版、成人版、扩充版与升级版。对此我自2015年起连续出版《大智教化》《学死生》《新生命教育》《新生死学》《宇宙与人生》等专书,不断将之发扬光大。大智教化是生命教育的多元呈现,示人以“安身立命、了生脱死”之道;其中后者即归于生死学与生死教育,我称之为“新生死学”,以“生命”与“关怀”为核心价值。专书文章已贴上微博“大智教化院”,欢迎点阅参考。
“华人生死学与生死教育学会”凝聚起内地各行各业关注生老病死的志同道合伙伴,且日益成长壮大,的确可喜可贺。“生死学”于1993年诞生在台湾地区至今历三十余载,傅伟勋于去世前将之打造成中国“生命学”与西方“死亡学”的有机组合。我认为它具有“文理并重,东西兼治;物我齐观,天人合一”的多元面貌,其中“天人物我”正是全方位生死教育的各个侧面,不可偏废。如今哲人已远但后继有人,我国众多学者携手合作,共创生死学与生死教育的明天盛景当指日可待。我有幸抛砖引玉,在此希望分享一份心得,认为生死学就像哲学那般,无需定于一尊,百家争鸣多元呈现始能造福人群。
五 出入其间的个人见证
(一) 主流方向
人生到处知何似,我涉足生死学虽纯属偶然,却因禀赋气质与之相互呼应而趋于必然,多年之后唯有感恩惜福知足而已。不过也正是受到性情影响使然,我一向有意无意疏离主流甘于另类,以示“我思故我在,我手写我心;著述以明志,存在即自知”。然则反身而诚,三十年下来无论如何还是在主流方向上留下几丝雪泥鸿爪。像我所提出的生死学“一体五面向人学模式、四大专业”,以及殡葬学“三大领域、九道方向”,大多已融入相关教材中,后者甚至更成为台湾地区礼仪师考授证照的教育训练基本架构。凡此种种,皆可视为个人在生死学与生死教育、殡葬学与殡葬教育“虚实之间”的微薄贡献。
虚实之间系指生死与殡葬课题分别具有“虚学”及“实学”性质;前者主要指涉人的生老病死之种种,足以“各自表述,各取所需”;后者则紧钉在一门民生必需的行业,除了不脱行规之外,还涉及大量行业产值,势必就事论事、在商言商。总而言之,我在台湾地区出版多种生死学教科书,并于护理院校和广播电视大学开班授课,始终拈出“生物─心理─社会─伦理─灵性一体五面向人学模式”及“生死教育、生死辅导、生死关怀、生死管理四大专业”为架构。而于殡葬专业则涵盖“殡葬卫生学、殡葬管理学、殡葬文化学”三大知识领域,下分“公共卫生、卫生保健、心理卫生;行政管理、企业管理、资源管理;历史文化、思想文化、礼俗文化”九道方向。
(二) 另类思路
南华生死所草创之初,除了傅伟勋教授所提供的课程设计蓝图外,几乎没有任何足以参考的材料,只能摸着石子过河,一步一脚印走着瞧。我在该所总共服务三年半,担任过一、三任所长,实质贡献不多,守成而已,真正受益之处乃是个人思想上的精进。简单地说,我逐渐从阳性思维转向阴性,自伦理学看就是从正义观转向关怀观;另一方面,自己也从西化学者朝向本土文化靠拢,走向儒道融通途径。不过必须承认,我自有识之日起就感到内圣外王的儒家文化难以把握,反倒被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深深吸引,至今尤甚。基于此点,大智教化的学术表述乃系“后科学人文自然主义华人应用哲学”,简称“天然哲大智教”。
后现代思想主张“质疑主流,正视另类;肯定多元,尊重差异”,我遂认同傅教授所言“庄子是心性体认本位的中国生死学的开创者”。“心性体认本位”无疑体现出情意大于认知的生命学问,而情意面的哲学价值观用于生死抉择更是美学先于伦理学、美育重于德育的。百年前蔡元培提出“美育代宗教说”,对今日内地关注生死学与生死教育的同道颇具启发意义。宗教信仰和礼教伦理有时不免浓得化不开,若能代之以庄子的人生美学与清风明月般的美感教育,了生脱死就不致成为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了。我衷心期望看见华人世界的生死观能够逐渐出现范式移转,不再始终拥抱儒家式的“加法”人生,而尝试实践道家式的“减法”人生,“向死而生”方才足以彰显出难得的景深。
结 语:必然的偶然
这篇文章可视为一段必然的偶然之生命书写,年逾七旬的我在面对死生大事之际,心境已逐渐从学者的纸上谈兵游移至思者的生死攸关。犹记四十年前读博期间巧得一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莫诺的自然哲学巨著《偶然与必然》,予我极大震撼。法国人莫诺用萨特式无神存在主义诠释其于分子演化论上的创见,当时被视为“科学人文主义”的最佳表征,更获得《新闻周刊》选入二十世纪百大著作之一。我的“后科学人文自然主义”正是受其启发而创,如今在谈生论死之际,似乎又隐约感受到暮年余生下偶然与必然的张力。生死学与生死教育之于我,便是不断书写以自我疗愈和贞定,毕生著述实属有感而发,为文字的生死流转下用心之所得,写出来跟有缘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