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死亡，现代社会呈现出双重遮蔽。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对死亡有直接的、亲身的体验是极其罕见的，因为现代社会通过先进而复杂的医疗技术将绝大部分死亡遮蔽起来了。医院像一堵墙，挡在了我们每一个人和真实的死亡之间。因为不管是基于什么原因导致的死亡，最后都必须经过医院“抢救”、“治疗”并最后“宣布”死亡，同时出具一份具有法律意义的“死亡证明书”。我们知道死亡发生了，在那堵墙里面；但是，我们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在怎么发生，因为我们被遮挡在墙外。另一方面，墙那边发生的死亡又总是铺天盖地地以另外的方式不断向我们涌现，我们随便翻一份报纸，浏览一个网页，很可能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与暴死、凶死有关的事故，有谋杀、自杀和灾祸的报道，当然，还有作为专门的死亡报道的“讣告”及其他文字形式的死亡呈现。由此，我们似乎又知道“死亡”存在，死亡就在那儿随时随地发生，但是，与我无关。因为我们生活在被媒介建构的死亡意象中，而不是真实的死亡经验里。本文重点讨论与个体死亡密切相关的讣告这一媒介形式，尝试从生死学的维度去解构和分析，讣告是如何在解构和建构我们的死亡与生命，以便帮助我们形成相应的媒介素养，并通过这一具有生死学意涵的媒介素养，透过媒介提供的死亡意象去建构我们自己的死亡态度和生命意识。

一、中西方讣闻的历史轨迹

讣告，又称讣文、讣闻，是人死后报丧的凶讯。“讣”原指报丧、告丧，也指死者亲属向亲友及有关方面报告丧事的文书；“告”是让人知晓。简单来说，讣告就是告知某人去世消息的一种丧葬应用文体。

在先秦古籍中，“讣”字多写作“赴”，或者说，最早只有“赴”，后来才有“讣”。先秦已有报丧的礼制，相应的文字是“赴”。《仪礼·聘礼》云：“赴者未至，则哭于巷，哀于馆。”《仪礼·既夕礼》中则有：“赴曰：君之臣某死。”郑玄注曰：“赴，走告也。”由此可见，在最早的报丧中，“走”和“告”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古代通讯不如现在方便，任何消息，当然包括丧亡的消息，都必须由专人千里迢迢地“奔赴”“告知”。所以，用以“走”为意符的“赴”来表示“报丧”就是很自然的。《史记·周本纪》记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左传·侣公二十三年》记载：“凡诸侯同盟，死则赴以名，礼也。”很显然，“赴告”似乎一开始就是用来“建构”死亡的。正由于此，“赴告”还曾经被用作重要的外交和政治手段。《战国策·赵策三》记载：“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这里的“赴”，就已经不只是“报丧”了，实际上更是对齐不臣态度的一种警告和通碟。由于交通变得越来越方便，原来的“赴”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于是，报丧的“奔告”形式逐渐被淘汰，人们开始认识到，有必要把这种特殊用法的“赴”与表示“赶赴”的“赴”区别开来。于是，用言字旁的“讣”表示报丧就成为新的选择。这样一来，“告诉”的意义得到突显，而“奔走”的涵义则被淡化。所以，段玉裁曾说：“古文讣告字只作赴者，取急疾之意，今文从言，急疾转隐矣。”原来“赴”所包含的“急疾”之义在“讣告”中变得隐而不显了。这是时代变化导致的技术和“媒介”演进使然。表示报丧的“讣”大约出现在汉代，如班固《白虎通·崩薨》：“天子崩，讣告诸侯”。意思是说，天子死了，要对全国各地的诸侯报丧。”又如王充《论衡·书虚》：“齐乱，公掩，三月乃讣。”再后来，“讣”的意义又发展为“报丧的文字”，“讣”离它的前身“赴”就距离更远了。而“讣告”也从上层社会逐步走向民间，成为专门的“死亡告知”文体。

20世纪初可以看作是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讣闻登报的开端。比如1905年，《大公报》率先刊登了一则消息：“讣闻登报，外国习以为常，今华报亦屡屡见之，可谓输入文明之现象也。”《大公报》于1906年4月7日刊登了天津第一篇现代讣闻报道，金融家严信厚去世的消息^[1]。此后，报纸上时常会出现名人政要去世的讣闻报道。但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间，都只能视作具有现代意义的讣闻报道的开端和萌芽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则是党报式讣闻报道独大的阶段，其报道对象以及模式都非常局限。

“讣告”在现代中国越来越成为一种“八股化”的“死亡通知书”。根据新华词典的解释，讣告即是向逝者的亲友报丧的通知，文中多附有逝者的生平事略。《辞海》对讣告的解释则更为简洁：讣告即报丧的通知。通常，是由亡者家属或所属单位组织治丧委员会向其亲朋好友、共事者以及社会公众发布某人去世的消息，一般由治丧机构或死者亲属发布。讣告可以是送达、张贴，也可以通过新闻媒介传布。写讣告只能用黄、白两种纸。通常，长辈之丧用白色纸，幼辈之丧则用黄色纸。讣告的语言要求简明、严肃、郑重，以体现对死者的哀悼。讣告的内容一般都包括：死者的姓名、身份、逝世的原因、逝世的日期和地点、终年岁数、生平简介（有些还有功过评价），通知吊唁、开追悼会的时间地点，发布讣告人或团体的名称及日期。从传统的讣告（以及墓志铭、哀祭文等）到今天媒体上的讣告及讣闻报道，都是中国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亡者表达怀念、寄托哀思的一种特殊文体，而且以“媒介即讯息”的方式在建构自己时代人们的死亡认知和生命意识。

在西方，据奈杰尔•斯塔克所著的《逝者之事：讣闻的艺术》记载，早在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英国就已经开始有关于死亡的报道。由纳撒尼尔•纽伯瑞和威廉•谢法德出版的《真实关系》新闻小册子，于1662年刊登的一篇报道安德鲁船长阵亡的新闻，标志着英国第一篇正规讣闻的出现^[2]17。早期讣闻的报道风格普遍都比较严肃刻板，一般都以“身故告示”的形式出现。随着人们对讣闻关注度的增高，讣闻报道在形式和风格上也迅速发展成熟。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讣闻界内，英国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四大报《泰晤士报》、《卫报》、《每电讯报》以及《独立报》一起掀起了一股报道的改革风潮。1986年，《每日电讯报》将一种“实话实说”的写作风格带入了讣闻报道，提出讣闻作者署名这一要求，还创新了一种恶搞“讣闻”。同年，《独立报》用插图讣闻挤进这场激烈的竞争，《泰晤士报》也摒弃以前古板枯燥的讣闻的报道模式。两年后，《卫报》也加入了这场讣闻改革的大潮^[3]194-195。相比于英国，美国的讣闻报道起步晚一些，最早可追溯至1704年，在美国还是英属殖民地时期。美国历史上第一张连续出版的报纸《波士顿新闻信札》于1704年4月出版的第一期就刊登了一条篇幅简短的讣闻，报道了一位商人纳撒尼尔•奥利佛的死讯^[1]。1851年，《纽约时报》也开辟了专门的讣闻版，现在的《纽约时报》讣闻版是少数可以与英国四大报的讣闻报道相媲美的。除《纽约时报》外，讣闻版办得比较出色的大报还有《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等。

总体说来，十九世纪是英美讣闻发展的盛世，报纸上几乎处处可见死亡场景的描写。二十世纪因为战争频繁，讣闻反而沦为单纯描述亡故者姓名及其职业、生平、亲属的报道。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报纸的主编们在寻找新的编辑资源时发现，读者不仅对活人的生活很关心，对死人的故事也很感兴趣。由此，美国和英国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讣闻作者，讣闻版的报道范围、写作风格等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创作出了众多风格多变、内容生动的现代派讣闻。下面一则坦率地写出了一个女人的悲惨一生。

“我真可以写一本书了。”养大十三个孩子的她（多萝西·卡斯特尔）经常说。

她的女儿们鼓励她写作，但是太迟了。生育、照料这么多小生命夺走了她的健康。到了不需要再当妈妈的那一天，她已经没了精力，也没了决心。最小的孩子还没出生时，她就开始用酒精麻醉自己，暂时摆脱沉重的负担，也许还用它摆脱抑郁症的影响。一开始只是和朋友聚会时偶尔喝喝，后来变成每天下午五点以后喝，最后整天泡在酒里。家人的干涉不起作用。(《俄勒冈人》，艾米·马丁内兹)^[3]216

二、英美讣告的生死建构

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讣闻报道，它们的内容都极其丰富、生动。这种丰富性和生动性不是丧主的“死”本身的直观呈现，而是透过“死”这件事而呈现出来的“生”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由此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衡量一篇好讣闻的标准就在于，它是否抓住了“生”，而不是仅仅表达“死”。我们读一篇好的讣闻，绝对不会像读一篇干瘪的个人简历，而应该是一篇高度浓缩的个人传记，是对逝者一生的概括，包括逝者的个性品质、人生趣事、特别的习惯和爱好等。所以，讣闻尽管是在“死”后才说的，但着重叙述的恰恰是逝者生前的生活，而并非死亡细节的报道。《纽约时报》副主编阿瑟•高宝对此有过相当精辟的论述：“一则讣闻是一个人一生的概括，是他一生记录的最后叙述。所以，必须遵循公正、平衡、准确、言之有据的原则。我们把讣闻看作简明的个人传记，对此人和其一生的解释。他的一生意味着什么？他在市民中的形象是什么？他的答卷是什么？他在所有这些方面有什么创造？我们努力地把他放在历史的环境中，放在他自己的领域里，看他对于那个领域里的人们意味着什么……”^[4]35 因此，讣闻根本上是透过“死”而实现的对逝者的“生”的建构，或者说，是“生死建构”。做过十九年讣闻记者和讣闻主编的传奇人物吉姆•尼科尔森给《先上讣告 后上天堂》的作者说：“我写过的讣告里，哪怕最差的一篇也比我写的最棒的调查新闻更有生命力，会比调查新闻多活一百年。讣告写作绝对是我在报纸这一行做过的各类工作中最有价值的，也许是我一辈子做过的最有价值的事。它改变了我，让我从一个愤世嫉俗的调查记者多少变成了一个积极乐观的人。……重视人物性格和细节的讣告不是我发明的。你可以翻翻旧报纸，十九世纪初的报纸上就有很长的讣告，写得文采飞扬，像哥特小说。那是真正的艺术。我还读过一篇二十世纪早期的讣告，写的是一个女人。它花了很长篇幅描述她五岁那年如何和杰斐逊总统一道进餐。像这种事，讣告里都会写。我们抛掉了这个传统。但是，美好、平常的人生是值得书写的^[3]135-136。”

（一）死亡的平等与人生的平等

讣闻本身作为重要的报刊新闻，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十分沉闷、呆板也最难写活的新闻。但是，讣闻的主人公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的一生不可能是沉闷、呆板、枯燥的，即使是再简单的人生。这就促使讣闻作者们超越“死”本身，而从丧主的“生”当中获取写作的素材。而这样一个过程，恰恰体现了讣闻的根本精神之所在，亦即对丧主的“生死建构”。这种建构由于主要针对普通大众的死与生，所以充分彰显了死亡与生命的平常性。

在英美国家的讣闻报道中，“平等主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生死建构原则。一项针对从1818年到1930年期间美国8000多家全国或地区性日报的调查研究显示，美国人对待讣闻的态度，根本上是建立在信奉“平等主义”基础之上的，人们对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坚定信念以及由此而有的对每一个个体生命价值的敬畏，使得美国讣闻的主角始终是普通人^[5]45。诚如吉姆•尼科尔森所说的：“大多数人很难想象为自己修理下水管道的人居然在一家大都会的大报上占了二十英寸的版面，早年间，这种事更是骇人听闻。这个人不是市议员，不是黑帮头子，只是个好父亲，好管子工，就凭这个竟然占了二十英寸。但我的职位让我有了这份权力^[3]136。”总之，把注意力放在报道对象的“个性”上，便可以报道出一个个独一无二的人物。1999年初，美国《丹佛邮报》宣布开设讣闻栏目，其介绍如下：“每天都有人死去，几乎没有人留意他们的一生。从今天开始，《丹佛邮报》将于每个周日刊载一篇为科罗拉多死者所写的人物特写。《邮报》向您奉献由吉姆希勒执笔的讣告，描写全州范围内普通人的生活，写出他们的不同凡响^[3]159。”当然，在这些讣闻报道中所呈现出来的生死建构的“平等主义”，实际上也是被选择和建构出来的平等主义，所报道的是“普通人”，却也是被选择出来的“不普通”的普通人，因为并非每一个普通人的“死”都在讣闻中呈现出来。

2001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纽约时报》就推出了《悲恸的群像》（《悲伤速写》）讣闻专题，以此来纪念该事件的遇难者。自推出后，每天刊载讣告，一直持续到2001年11月30 日。

刊在这里的文章语言朴实，着力描写日常小事，家庭琐细。那个替女儿梳马尾辫的男人。“梳得其实不……怎么……样”，他的妻子回忆道，“但他到底还是梳好了。”那个喜欢搜集“毫无用处的青蛙形状小饰物”的女人，还有那个当天早晨离家前留下一张字条的男人。“狗我喂了，鱼还没喂。”想出《速写》这种报道形式的《时报》编辑是三十六岁的克里斯汀凯伊。她说，这种文章形式十分灵活，既可以适应版面的限制，又可以让记者在描述人物时不把他们当成已经确定的死者。“有一点我们明确无误，”凯伊说，“那就是要从报社最棒的员工中抽调人手，从事这项工作。很不容易，因为这样的人许多都去报道那个大新闻了。但最后，我们还是做到了。”遇难者中有那么多好人：倾心的爱侣、为人父母者、提携后进的前辈、善良的天使、少棒队的教练、总是满面笑容的工人、为老年人清理人行道的男人、忠实的女伴……每一个细节都让人们更加牵挂他们的命运，为他们悲伤叹息^[3]86。

这些关于恐怖事件遇难者的讣闻报道在美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并获得了2002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这些讣闻在那样一个悲剧事件后频繁出现，其生死学意义是十分鲜明的。一方面，它们可以帮助抚平人们心灵的创伤；另一方面，可以引发人们对遇难者的哀思，缅怀逝者，勉励生者重拾生活信心；而且，还可以启发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和珍惜以及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价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美国学者路勒对于《悲恸的群像》有这样的评价：“这些文字所强调的人物和我们一样，这些故事使我们理解社会，赋予那些突发事件意义，解释了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重新证实了这个社会的价值和信仰，特别是这些价值和信仰正在遭受挑战^[5]45。”

（二）死亡的反常与人生的无常

所有讣闻报道，首先当然是关于“死亡”的，即使主要在说“生”也是因为“死”已经发生。而在讣告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说明逝者的死亡原因。恰恰是对“死亡原因”的阅读，我们可以从讣告中读出死亡的意外性和反常性。这里的“意外”是相对于人们所理解的“老病死”的一般规律而言的死亡，而“反常”则是指死亡的方式、原因等等超过人们的日常经验中对死亡的“一般想象”。

美国人迈克尔•拉尔戈花了十年时间对讣告中出现的“死亡原因”做了认真的统计，撰写出《死亡大辞典》，其中列举了19大类307小类人类意外和反常的死亡。十九个大类包括：最危险的路（死于交通事故）、最危险的生活（死于日常生活事件）、最危险的工作（死于工作场景）、最危险的运动（死于运动过程中），还有最囧的、最雷的、最悲剧的、最意外的、最暴力的、最变态的、最恐怖的、最无奈的、最古老的、最疼的、蠢死的、吃死的、美死的、爽死的、热病死的等等。各种意外和反常是死亡，让人们在看到死亡的“必然性”外又看到死亡的“偶然性”、“意外性”。作者在序言中就指出：死亡看起来很让人迷惑不解：公园1700年死亡证明里描述的死亡原因只有不到100种，而现在则超过了3000种。……美国人死起来不挑地方，也不管当时手头正在干什么——2006年死了240万人。……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很多人被发现死于下列情况：在飞机上，在电梯里，被推过旋转门时，在滑雪板上，在水床上睡觉时，驾驶出租车时，在一根绳子的末端，在便利店的柜台后面工作时，大笑时，打嗝时，离婚中或离婚后，在夜总会跳舞时，或者是在教堂祈祷时^[6]3。

下面我们从《死亡大辞典》中摘录一些统计数据和死亡原因的说明。

1965年以来，在酒吧里被杀死的人数23,421人。1965年以来，起因于纵火的年死亡人数12,567人。每年在美国的购物中心死亡的人数是11,345人。每年有250人在露天小吃用餐时死亡。2003年，有24人死于吸入爆米花所产生的气体。——（参第八章“最意外的”）——喝酒会死人，吃小吃也会死人；购物会死人，吃个爆米花也会死人。还有什么是可以不“死”的事情呢？“死”就这样以你万万想不到的方式跟随着每一个人，如影随形。

每年有25,000人死于暴饮酒水。1975年以来，被报告的在美国餐馆噎死的人数：11,931人。2001年以来，有总计987名儿童在购买冰淇淋的时候死亡。1965年以来，因吃年糕导致窒息人数是：1,601人。每年有超过2,800人因窒息而丧生，而其中有300人是由口香糖引起的，其中大部分都是3岁以下的儿童。

由厌食症造成的死亡每年有90,500人。2006年，全美国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人数：31,018人。1970年以来因抽脂导致的死亡人数为19,654人。

2004年，艾滋病在美国杀死18,017人，其中包括17,934名成年人和青少年，以及83名13岁以下儿童。从2000年到2004年，美国共有942人死于梅毒，有10万名妇女因感染衣原体而导致不孕，其中有716人死亡。1850年以来，有6,613人死于“西班牙芫菁”。每年有11,344名男性因为服用催情药物而死亡。美国每年有3,761人在进行自体性行为活动时死亡。每年有919名妇女死于口交中和正常性交中形成的血液栓塞。1958年以来有415人死于精液过敏。……（参第十六章“吃死的”、第十七章“美死的”、第十八章“爽死的”）——食色性也。饮食男女，是人类个体生命和种族生命超越死亡恐惧的两大本能手段。因为吃，我们个体可以延续自己的生命；因为性，我们这个类可以延续生命。但是，却恰恰有那么些人或者“吃死”或者“不吃而死”又或者因“性事而死”。

死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死亡既具有必然性、绝对性，也具有偶然性、随意性。就其作为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最终“遭遇”而言，死亡的必然性和绝对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就每一个个体生命在何时、何地、因何事、以何方式来遭遇这一最终“遭遇”，却又是非常偶然和随意的。因为死亡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按部就班地去拜访的存在者，而是不期而遇、不请自来的“荒谬性”存在者。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需要为死亡做好准备时，也包括为这种偶然性、随意性的死亡做好准备。这个“准备”根本上是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是否可以努力去避免这种“随机性”的不招自来的死亡。迈克尔•拉尔戈这样提醒我们：“……对死亡的沉思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视角，使没有价值的事物更加微不足道。每一天都是一份礼物，我们要在拥抱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同时享受它。拥抱一个人，闻一下鲜花，吻一棵树。的确，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它写在人生的合同里——但是应该从一个健康的角度出发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不该老是故意地想着它。但，如果给你机会去避免死亡的随机性，你会接受吗^[6]4？”

三、中国讣告的生死建构

在中国现代独特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大部分时间，只有我们的党报才有权力刊登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国内的重要人物或影响大的人物去世的消息及讣告的，民间的讣告由于缺少搜集很难保存下来作为阅读和研究对象，因此，我们今天如果要了解和理解现代中国人通过讣告获得的死亡认知与生命意识，只能依靠官方的讣告。

新中国讣闻报道发展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0年之后，以讣闻专栏、专版的出现和普通人讣闻登报为标志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2]12。尤其是2001年辜晓进走访美国多家大报、详细介绍美国讣闻报道的内容和操作方式之后，国内媒体对讣闻报道幵始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2005年3月，北京的《新京报》和武汉的《楚天都市报》先后推出了《逝者》和《怀念》专栏。不久，《南方日报》、《西部商报》、《青岛早报》和《鲁中晨报》、《南方都市报》等报纸上也纷纷开始出现讣闻报道。但是，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的却很少，也很艰难。作为刊发讣闻报道的都市类报纸鼻祖《新京报》，2005年3月29日创刊《逝者》开始到2007年4月，讣闻发稿频率在每周一期或每两周一期，但是在此之后，《逝者》版的出版周期明显增长^[7]。不过，《新京报》已算坚持比较久的开设讣闻版的报纸，半途而废的报纸则有许多^[2]17。除了报纸媒体之外，杂志也逐渐出现讣闻报道的内容。《三联生活周刊》、《财经》、《南方人物周刊》等都开始刊登讣闻报道，挖掘逝者身上的故事。在涉及比较大的事件时，类似汶川地震、日本地震、温州动车事故等，普通人有时也会成为报道的主人翁。《南方人物周刊》的“逝者”专栏，是不定期刊发讣闻报道（大致每周一期），2017年总共刊发了32篇，每篇1500字左右。

（一）官方讣告中的标准人生像

我国官方媒体的讣告，更多地是注重政治人物去世的报道。这些讣告，往往会有固定模式，并根据辞世者的级别和政治地位遣词造句，甚至对于不同级别还会限定字数的多少。二十世纪80年代，《光明日报》曾做出规定：副高职称以上人员逝世可以见报^[8]。尤以《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党报党刊和各类政府机关媒体最为明显。比如，在报道省部级干部逝世时，《人民日报》一般对正、副省部级有分别且固定化的版面安排：讣闻均放在第四版，但正省部级配照片（遗像）一张（比如前面所引用的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书记王群的讣告就配有遗照），后者（前面所介绍的其他各位领导的讣告）则无遗像。这样一种讣告，在形式和内容上近乎“万能公式”，每次有讣闻刊发时，只需要将逝者的名字、官衔、获得过的荣誉奖项等等换掉，即可成为一篇新的讣告。

传统的三段式讣闻报道一直被党报沿用至今，其结构一般为：（1）标题。某某同志逝世；（2）首段。说明亡故者的身份、去世原因、时间、地点；（3）第二段。加上标志性的一句，即某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哪些领导前去慰问和哀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中央对于亡故者的态度。有时，这句话也不会出现，例如人民报前社长胡继伟同志的讣闻中就没有这句“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4）末段。详细介绍逝者生平履历，生前任职情况。

当然，这种追悼会新闻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交代了基本的新闻要素，并提供了逝者较为完整的生平信息，也借此建构了一种死亡立场和一个人的基本生命轨迹。就“生死建构”而言，官方的讣告作为一种“媒介即讯息”意义上的媒介，其报道模式在解构真实的死亡事件基础上，重新建构了一套关于死亡与生命的话语模式，这套模式传递给人们的相关讯息以及要建构的“死亡态度”和“生命意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一个个体生命的死亡价值是与其生命价值成正比的，或者说是由其生命价值所决定的。因为，只有在其活着的时候具有了相当的生命价值，一个人的死亡讯息才可以（或者说才有资格）由官方媒体报道出来，为世人所知；如果你的人生没有展现出官方认可的那份价值，你的死就只是一个“地方性事件”甚至只是一个“家庭事件”，而不会通过媒体报道构成一个“社会事件”。

其次，被官方所认可的生命价值，根本上是人的社会价值，而且是在“政治正确”前提下的社会价值。因为，如果一个人政治不正确（至少在一个人死亡的时候），就意味着他的生命是有“污点”的，这一污点不仅可能导致社会、国家事业的受损，也使得其本人的生命价值受到损害；如此，其死亡讯息就不可能通过官方媒体以“讣告”方式发布。除非极个别、极特殊的人物，或许会用简单的消息方式给予报道。

再次，被官方认可的人的社会价值，主要是通过其承担的社会职务、获得的社会荣誉来体现的。因为，在共产党的价值观中，领导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职务越高，代表一个人服务人民的范围越广，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大；获得的社会荣誉越多、越高，代表一个人的社会贡献越多、越大。所以，在讣告内容中，突出叙述一个人的社会职务、社会荣誉，根本上是在彰显共产党所主张的共产党人应该有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亦即共产党人应该有的生命意识。

被这样的讣告所解构并再建构出来的“死亡”，的确显得有些枯燥、单调、雷同、模式化，人的生命也缺乏丰富性和个性。但是，在这里，死亡本身，就像生命一样，并不是只被当做个人的事情，而是具有政治性、社会性的事件。政党通过官方讣告所要表达和呈现的，或者说要建构的，就是一种政治化、社会化的“死亡确认”以及相应的人生价值。当然，就一种死亡报道问题而言，这样的讣告的可读性确实比较差。不过，即使是在这样一种具有很多束缚的官方死亡报道模式下，只要作者愿意和用心，也是可以写出比较具有可读性的讣告或者死亡报道的。比如，全国好新闻获奖作品《金山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1982 年8月17日）就是一篇具有巨大吸引力的讣闻报道。“记者用感情充沛的悼词，把逝者的历史活动与人们对他的悼念巧妙地溶为一体。一改大段大段引用悼词的沉闷格局、固定的模式和枯燥的语言，结构安排上别具匠心，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效果^[4]4。”

（二）社会讣告中的生死众生相

一般社会报刊中的讣闻报道，每篇都有配图，标题和行文更加自由和平民化，或者由逝者的朋友、逝者的亲人撰写，除了一般讣闻所具有的关于死者的姓名、岁数、生平等介绍外，有更多个性化的、情感化的呈现，生命也更加鲜活，生命的价值在“讣闻”中得到彰显。读这样的讣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作为“新闻”的死亡报道了，尽管里面也有一半作为讣闻的基本内容，逝者的姓名、年岁、人生经历、主要贡献等等，但是，讣闻的作者以真切的感情、温暖的语言、典型的情节、直观的体验，在一千多字的短文中将逝者的生命“鲜活”地呈现了出来，而且引发读者的共感。这是传统的官方讣告和讣闻报道中很难有的。这样的讣闻，让人感觉到逝者的个体生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真切的而不是枯燥的，是神圣的而不是机械的。甚至最后那只弥留之际抓在手里而早就不转的老旧手表所呈现的时间与逝者去世的时间的关联，可以让人体验到“天人合一”的个人生死的神圣性，体验到超越于肉体死亡直观性的死亡本身的神秘性。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讣闻报道也逐渐成为互联网世界的“新事物”。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自媒体的发展，使得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被呈现、被关注，因此，互联网面前“人人平等”便成为一种基本的价值信念。个体生命之间因为社会生命而形成的不同的阶层的固化，在互联网面前被大大弱化了，讣闻对象的“大众化”也适应了互联网时代个体生命存在的新特点。现实的人生是如此，作为生命存在一部分的死亡也是如此。由此，网络讣闻报道的“人性化”，实际上是回归到生命存在和死亡本身的真理：作为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尤其是在死亡面前。正因为这种平等性，每一个个体生命，不管是具有庙堂之上的高官还是生活于世俗世界的凡夫，其死亡都是从“此岸世界”到达“彼岸世界”，都是与还继续生活于“此岸世界”的亲朋好友幽冥相隔；与此同时，因为他们的生命不仅仅有社会生命，还有亲缘血缘生命、灵性精神生命，他们都享有被亲人朋友想念、纪念、怀念的权利，特别是利用可以突破现实空间时间距离的互联网，也可以借此突破阴阳两隔的时空距离，实现生者与死者的幽冥感通。

近年来，伴随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自媒体”成为了新的媒介弄潮儿。博客、论坛、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对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发起了媒介权力的冲击。讣闻也有了全新的媒介模式。自媒体上的讣闻，语言和内容上已经不再将“专业”作为自己的标准，而是将日常的口语化表述直接呈现在媒体上，但是，作为“讣闻”，相关的主要要素都还是包含在内。而报道对象则包罗万象，尽管多数为名人政要和普通百姓，但也有少数人发文悼念死去的宠物。2005年6月5日，名为小狗舒卡的网友在天涯论坛发了一个帖子悼念因意外死掉的宠物：

互联网特别是自媒体时代的讣闻报道，其媒介属性带来的生死学意义巨大。

首先，因为自媒体操作上的简单方便和主动互动特性，撰写和发布讣告、讣闻已经不再是某些“专业人士”和“专业媒介”的专利，而是成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方便事件”。由此，“死亡”就以“媒介即讯息”和“媒介是人的延伸”的双重方式，可以成为最为大众化的话题和事件。而且，这一话题的对象已经没有了传统官方媒体的层级划分，没有了“政治外衣”，而只是真实的个体生命，甚至是非人的生命。

其次，由于自媒体传播的时效性和扩散性，每一个人的死，哪怕是最偏远地区最平凡的一个人的死，都可能很快甚至“瞬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事件。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这个被互联网链接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之外，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死在这个世界之外——只要有自媒体盯上了你。而要盯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只是一个用心。相应的，每一个人也可以成为死亡传播的参与者，成为讣闻的写作者和传播者，只要你愿意。

再次，正是由于自媒体和互联网具有超级规模的作者群体（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作者）和强大的传播力，使得“死亡”作为严肃的生命事件的严肃性在相当程度上被解构了。这种解构的结果是，每一个人可以随时随地接触到不知道是否真实、真诚、真切的“死亡”讯息，“死亡”可能因此成为一个“随意”的生命事件。甚至不排除别有用心者所传播的虚假信息以及故意为之的错误诱导。由此，媒介上的“死亡”与现实中的“死亡”可能成为完全隔离甚至互相对立的生命事件。

最后，自媒体的传播效果也并非都只是消极的建构，也可能成为积极的“生死建构”与生死教育的重要模式和载体。2017年3月，台湾著名作家琼瑶通过自媒体发布的关于丈夫“尊严死”要求不能得到落实的讯息，因为其名人效应和自媒体本身的传播特性，很快在中华大地成为刷屏事件，从而完成了一次“尊严死亡”推动者们努力多年推动也无法实现的死亡教育。当然，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传播所具有的独特生命周期性，“关注”的普遍性是否能够带来关注的长期性，并转化为真实的现实效用，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议题。因此，生死学研究者与生死教育的推广者，如何充分发挥自媒体的“媒介”效应，也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要认真思考和实践的事情。

四、被语言重构所忽略的死亡与被关注的生命

从讣告中，我们发现，死亡是随时随地光顾我们的，所以，我们对于生活中的一切，切不可只是“等待”，而是必须当下“行动”，就像一位讣告作家忠告的：“不要把你一直想做的事情摆在那里”。从讣告中，我们也可以明白，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不容易的，每一天的生活都可能是艰辛的，我们需要有豁达、幽默的生命态度去承担起上天给予我们的这副生命应该承担起的责任。当我们能够随时保持幽默的态度面对生活，并同时把幽默的事情传递给他人，我们就可以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快乐。

我们从讣告中可以明白，既然死亡无论如何都是要来的，而且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那么，我们何不将当下的人生过得更加精彩一些呢？至少，我们应该过一种“值得被记录”的生活，否则，当有一天要写我们自己的讣告时，我们拿什么东西来记录呢？所以，就如讣告的撰写者们忠告的，无论你的激情何在，都要全心全意的拥抱这种激情，不要在乎别人怎么想；活得有热情一点，至少每一天都多一些热情。同时，从讣告中也可以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不是只为自己活的，也不只是靠自己活过来的。我们生活中的快乐与悲伤都需要有人阅读和分享，我们生活中的经验和体会也都需要人感通和表达。在讣闻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停下来审视生活并表达感激的人，往往是活得最幸福的人。因此，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在生活中充满感激。

在讣告中，我们可以发现，讣告的主人并不只是大人物，而是每一个曾经活过的真实的人。尽管讣告不能刻画出一个人生活的全貌，但是依然可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无论多么有名或是被爱戴。作为人，大家都是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因此，我们需要有更加平实、平和、平等的心态去生活，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尽管也有极个别自己给自己写讣告的人，但是，绝大多数人的讣告总是由他人来完成的，而讣告中的“人生内容”则来源于他的家人、亲人、朋友、同事等等。事实上，关于家人和朋友的回忆，是讣闻报道中最容易被提及的内容。不管你完成了什么，你对待别人的方式和你被别人记住的方式是有很大的关联。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更加友好一些，因为人是活在真实的生命关系中的。

讣告虽然是“宣告”和“呈现”死亡的，但我们读出来的却是真实的人生，感悟到的是生死之间的过程与智慧。这就是讣告所具有的独特的生死学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甚至可以提出和建构“媒介生死学”这样的交叉学科，以帮助大众在阅读像讣告这样的“死亡传播媒介”时，可以有一种自觉的生死学意涵的领会。

“媒介即讯息”。媒介并不只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没有内容的“传播工具”、传播形式，是被动地用来传播我们希望传播的内容的；相反，媒介具有主动性，它本身就是内容，并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换言之，不同的媒介形态会形成我们对于自身和外在世界的不同体验，这种对于我们“体验”的影响，比它所传达的特定讯息内容更为重要。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解，传播媒介最重要的效果在于，它根本上影响着我们理解与思考的习惯。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去理解我们随时阅读到的媒介中的死亡讯息，我们就不能只是简单地理解为，媒体通过媒介在“客观呈现”某个死亡事件或死亡个体。不是！因为媒介不只是中性的、客观的“传播工具”，“媒介即讯息”，它本身所呈现的内容是媒介操作者自己解构和重构过的，而且会以这种呈现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对死亡、生命、人生等等体验和理解，并由此不知不觉地建构起我们的“死亡观”、“生死观”以及“人生观”等等。换言之，我们所理解的死亡、生命甚至人生，是被媒介建构起来的。在现代社会，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和图片所组成的纷繁复杂而又普通平常的信息流，在重组我们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甚至日常生活，不管我们是抱着抗争还是接受的态度。

由此而言，就生死学和生死教育来说，在当代新媒体技术已经普及化的情况下，如何观察传统媒介（以视觉为基础的）、现代媒介（以电视为代表）以及新媒介（以个性化的新媒体为代表）各自呈现“死亡”的方式，也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在电视机前面长大的一代人与阅读报纸杂志长大的一代人相比，其“死亡观”及生死态度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而现在在互联网和新媒体陪伴下长大的一代，其“死亡意象”和“生命建构”又将有不同于大众媒介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前辈们。

“媒介”本质上是人的延伸，是人与人及世界打交道所派生出来的“工具系统”。换言之，媒介是人类器官延伸的一切工具和技术，广义的可以理解为人类所利用的一切工具。大体上说，人类的自我延伸有三种。首先，人的身体器官的廷伸，比如，轮子是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住宅则是集体的皮肤的延伸。其次，是某种感官的延伸，比如，口头言语是听觉的延伸，印刷物则是视觉的延伸。再次，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这是指现代电力时代各种新兴媒介，如广播、电报、电话、电视等。这些作为人体延伸的各种媒介，都会在不同的层面上影响个人和社会，大到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复兴，小到某种娱乐活动在不同文化里会受到不同待遇。

如果依据这样一种广义的媒介视角来看死亡文化，我们便可以发现，在人类不同的时代，实际上都在以不同层次和形式的媒介来传播死亡文化、建构死亡与生命观念。在传统社会，尽管没有现代社会这么发达的基于“感官延伸”和“中枢神经系统延伸”的媒介，但是，人们却以更加直观的“媒介”来传播对死亡的理解。比如，“寿材”作为一个“媒介”，它昭示着每一个人的目的地，昭示着死亡的必然性、自然性、日常性、不可预知性，同时也建构着人们面对死亡的基本态度和信念：死是我们每一个人必然到达的目的地，需要做好准备。正因为有这样的“媒介”传播，一个家里的人、家族的人，都自然而然、不知不觉中认识了死亡、接受了死亡。当然，传统社会这样的“死亡传播”的“媒介”并不只是“寿材”这一种，其它诸如提前置办的“寿衣”、家庭家族的扫墓祭祀活动、人死后的殡葬过程和仪式等等，按照麦克卢汉对“媒介是人的延伸”的理解，都是人面对死亡时的媒介传播，也以这样的方式不断地建构着一个人、一家人、一族人甚至整个社会的死亡态度、生死信念。而且，因为这些“媒介”作为人体的直接延伸，具有直观性、经验性、整体性，所以更容易影响个体和社会，不像在印刷技术带来的文字符号传播，因为只是感觉器官非平衡的延伸，对于缺少文化的人来说，还很难影响到他。当然，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人有智慧。这也就意味着，作为“感官延伸”甚至“中枢神经系统延伸”的新媒介的产生是必然的，而且其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刻也是必然的。

通过媒介，我们看不到死亡本身，也看不到作为死亡主体的生命本身。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媒介呈现给我们的文字和其他符号，以及由这些文字和符号建构出来的死亡与生命。就文字与符号呈现本身来说，它是在解构真实的死亡与生命，因为只有解构了现实存在的死亡本身，死亡作为一个事件、一个事实，才可能被文字和其他符号呈现。这是媒介必然的功能。但是，解构本身不是目的，解构是为了重构，或者说，媒介通过解构真实的死亡事件，再以文字重构出一个可以呈现出来的“死亡”，这就是媒介自身运作的过程。但是，我们作为读者，作为媒介接受者，我们事实上还要通过媒介语言再次重构，才可能与已经发生的“那个”死亡相关，否则，那些文字符号就只是文字符号，而不成其为“讣告”这样的死亡媒介。

当然，讣告或者说讣闻报道只是最切近的关于死亡的媒介呈现，是一个逝者作为逝者存在的第一时间的媒介呈现，就像玛里琳•约翰逊的书名一样，逝者是“先上讣告，后上天堂”。但是，媒介呈现死亡或者说“媒介中的死亡”并不只有讣告这一种形式。“死亡，对死者来说只是生命体从呼吸到静止的瞬间转变，并在静止的那个瞬间彻底完成其在世间所享有的权利与财富、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然而死亡本身还尚未结束，它需要为生者提供一个化解死亡带来冲击的缓冲地带与缓冲时间^[9]。”中华文明为这缓冲设计了很多方案，用高度发达的文学体系支撑了生者从短期到长期对死者的哀婉与怀念，诸如挽联、墓志铭、行状、悼亡诗、祭文等等。在西方文化中，也有诸如挽歌、哀歌、绘画等各种表达死亡主题的媒介形式。至于在现代媒介发展中，影视作品、文学、音乐、美术、公墓园林等等，无处不可以呈现或者说表现死亡。当然，讣告永远都是各种展现和表达死亡主题的媒介形式中的第一媒介。

由于媒介无处不在，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延伸，我们几乎生活在“媒介”的包围中；而“媒介即讯息”，它具有解构和重构的功能。所以，我们作为媒介的受众，必须要有一定的媒介素养，要知道媒介之为媒介它的运作方式和特点，知道它所呈现的“死亡”是被解构后又重新建构出来的死亡，我们必须有基本的批判意识和理性立场，当然也需要有相应的共情和同理的能力，因为，毕竟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亲自经历的。绝大多数讣告尽管是因为死亡而存在的，却并无关乎死亡本身，而是关乎生命、生活。因此，我们需要在讣闻的生死建构中读出自己对生命的领会，读出其建构出来的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生死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