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死亡”虽然是人类的物质性终点，但逝者的身份认同并不会因为肉体的物质性消灭而消失^[1]，而墓葬则是维持逝者身份认同的重要物质形式，生者可以通过墓葬对逝者进行纪念。其中，墓碑作为一种多模态的符号聚合体（semiotic assemblages）^[2]，是公墓的语言（符号）景观^[3-4]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墓碑文本也可以被看作是死亡话语（death discourse）^[5]的一种形式。墓碑文本中，除了逝者的姓名外，最为凸显的符号要素当属伴随姓名前后的对逝者的某一社会身份或社会头衔的指称（参见图1墓碑示例的红框内的部分），这类成分普遍存在于墓碑文本中，可以被认为是墓碑文本符号要素中的必要成分。这类名词性成分不仅仅是对逝者的简单指称，更是对逝者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的建构，固可以看作是对逝者的称谓语（address terms）¹。

称谓语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经典话题，在人际交流（包括直接的面对面交流与书信等间接交流）中，称谓语被看作是对参与者关系的定位^[6]，是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话语手段。传统的称谓语研究已经对交际情境中称谓语的选用有了较多研究，既包括对个别称谓词的选用^[7-8]，也包括整体称谓语选择系统的建构^[9-11]。交际情境下的言语活动发生在至少两个说话人之间，因而称谓语的一个重要作用即是直接称呼对方。而在非交际情境下，由于交际对象的缺失，称谓语便只能用作叙称，尽管这种情况下称谓语的使用失去了对说话人交际角色定位的功能，但仍具有对被称谓者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进行定位的功能。墓碑作为生者纪念逝者的重要符号化媒介，对逝者称谓语的使用界定了逝者以何种特定的身份得到纪念。尽管相比于交际情境，墓碑称谓语的使用得到研究者的关注较少，但仍有个别研究注意到了其存在，如Giguere在调查美国18-19世纪墓志铭时便注意到对男性与女性的逝者的称谓语分别指向了职业身份与家庭身份^[12]，而Karimnia和Jafari对伊朗墓志铭的研究发现对逝者的称谓语已成为一个固定的语步，具体用词也体现了性别方面的差异^[13]。然而，这些研究一方面在主题上局限于性别的差异而忽视了更广泛的社会范畴，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仅仅是意识到墓碑上所存在的对逝者的不同指称模式，但并没有将这些指称逝者的名词性成分视作对逝者的称谓语，因而在具体的分析方面对称谓语所具有的对被称谓者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的定位的体现略显不足。因此，将称谓语的概念引入对墓碑文本中对逝者身份认同的话语建构的分析中可以较好的理解生者与逝者之间关系的建立模式，进而进一步加深对墓碑所起到的对逝者纪念中介作用的理解。

张积家和陈俊将“亲属/非亲属”作为汉语称谓语的概念结构中一个重要的维度^[14]，而鉴于我国的殡葬活动一般由逝者的亲属负责，因而这一维度在墓碑称谓语的语义成分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亲属类与非亲属类称谓语在墓碑上的使用如何建构了逝者的身份认同？笔者之前的研究^[15]已探索了包括父母类与非父母类的亲属类称谓语意义的历时变迁与共时变异，但尚未对非亲属类称谓语进行研究，而在实际的墓碑设计中，这几类称谓语的分布情况及其在逝者身份认同建构上的潜势还有待研究。据此，本研究将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拓展研究的范围，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称谓语在公墓墓碑上的分布情况讨论公墓墓碑亲属类（父母类、非父母类）与非亲属类称谓语在建构逝者身份认同上的可能性，并进一步探讨其所反映的对逝者纪念模式的差异。

二、分析框架

对墓碑称谓语的分析首先要确定称谓语的类型。按照亲属关系类型，亲属类称谓语可分为父母类与非父母类两类，后者包括了除父母之外其他任何长辈、晚辈和同辈的亲属类称谓语。非亲属类称谓语则可参考马宏基与常庆丰对社会称谓语的分类^[16]，将其分为零称谓2、通称与职业称三类。可以看出，亲属类称谓语在语义范围上被局限于“家庭/家族”这个框架内，而非亲属类称谓语在语义上涉及的范围更广，既涉及到作为社会成员的“先生/女士”、“同志”乃至零称谓，也涉及到与具体职业相联系的“教授”、“画家”等。由此可以看出，亲属类与非亲属类称谓语的选择，所指向的逝者的身份往往可以归结为家庭领域或社会公共领域这样不同范围的社会网络中，具有层级性的差别。因此，本研究借用了社会语言学家Jan Blommaert的指向性秩序（orders of indexicality）理论^[17]作为基础来探讨相关的问题。

指向性（indexicality）是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可以简单地界定为语言（符号）与特定社会意义的联系，即特定的语言（符号）指向（index）了特定的社会意义，具体而言指的是“任何有意义的（语言或非语言）符号指向的其通常所出现的语境的方式，而不仅仅是指向其指称性意义（即词典义）”^[18]。这一概念最早来自符号学家Peirce的对符号的分类理论，之后经由Silverstein^[19-20]引入社会语言学中。社会语言学研究中，指向性意义一般指的是非指称性的意义，即语言符号所指向的社会意义，包括语域、交际界位与社会身份认同等^[21]。Blommaert注意到，不同的语言变体或语言成分所具有的指向性意义并非平等的，而是存在着秩序性，并基于此提出了指向性秩序理论。借用社会地理学与世界体系理论中“层级”（scale）的概念，Blommaert提出了“社会语言层级”（sociolinguistic scales）^[22]这一分析指向性意义的关键概念，他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语言的使用是在不同的层级上进行的，这些层级组成的竖直轴线上分布着从本土到全球的不同时空框架，指向了不同的社会身份，形成了所谓的指向性秩序。想要从较低的层级移动到较高的层级则需要消费一定的资源，而这些资源的分配往往不均衡，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不平等现象在社会语言生活中的体现。Slembrouck和Vandenbroucke进一步指出，层级并非客观、天然存在的，相反，层级应当被看作是人们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其不仅影响了社会活动，也影响了对这些社会活动的阐释^[23]，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对“层级”的解读最好从更为宽泛的“范围大小”出发，而不是拘泥于单纯地理意义上的“本土--全球”视角，结合实际的情境来设定待研究的层级。

对于本研究而言，指向性与层级同样适用于对公墓墓碑文本的分析，鉴于“指向性”这一概念过于宽泛，本研究所分析的指向性意义主要局限于逝者的社会身份认同，具体而言涉及到其所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及其有关的社会关系。Rugg指出，公墓之所以为公墓，其不仅是家人用以埋葬自己亲属的场所，更是当地的社区用以维持殡葬礼仪的场所^[24]。换言之，现代社会的公共性使得对逝者的纪念不仅仅存在于家庭内部，也会超越这一范围，这也体现在墓碑符号的设计上，使之所指向的逝者身份认同存在着层级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与逝者与生者（纪念者）之间的关系有关，因此可依据关系类型分为“亲缘”与“业缘”两个层级，前者强调逝者作为家庭成员的身份，而后者则强调逝者的社会成员身份（往往与特定的职业或事业相关，如老师、官员等），而这两个层级的指向皆可由称谓语完成。

在具体的分析方面，除了对具体称谓语所属类型进行判别外，探索称谓语的指向性意义还可以从另外两个维度进行。第一个维度是墓碑不同逝者以及立碑人信息的排布方式，从多模态维度建构了逝者之间或者逝者与生者之间的关系，Kress和van Leeuwen将多模态文本中不同区块的排布方式归结为信息价值上的差异^[25]，具体到墓碑文本而言即是不同逝者的“重要性”的差异，在实现形式上表现为“中心-边缘”位置关系和字号大小的区别。第二个维度则是评价性意义的表达，主要通过称谓语评价性修饰语（如“慈母”中的“慈”）予以实现，参照Martin和White对评价性意义的分类^[26]可以分为“情感”（对情绪的表达）与“判断”（基于一定社会规范对人的评判）。关于墓碑称谓语评价性意义的分析在笔者的前期研究[15]中已经有过较多讨论，本文在分析中将直接引用相关结论。

三、研究方法

（一）语料背景

由于本研究是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选取的研究场所是同一座公墓（化名为“平安公墓”）。平安公墓创办于1930年，历史悠久，是北京地区的主要公墓之一，有很多名人选择埋葬于此，但公墓中的逝者仍是以普通人为主。公墓按照五行分为金、木、水、火、土五个区域，后又新建了新金区与新水区，即共有七个区域，各个区域地位平等，埋葬在各区的逝者社会地位并无显著差异，名人的墓穴分散在各个区域而并无专门的所谓“名人区”。因此，平安公墓作为国内较为典型的经营性公墓适合作为本研究分析的场所，且“普通人”与“名人”身份的区隔也可以反映称谓语所指向的层级差异。

（二）语料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抽样调查法收集语料，从2019年12月到2021年11月，笔者选取了公墓的一个区域（“水字区”）拍摄了共864张照片，共涉及651座墓碑。在完成数据收集后，笔者利用软件NVivo 11对墓碑的照片进行相关信息的编码，编码内容包括称谓语类型（包括“亲属类-父母类”、“亲属类-非父母类”与“非亲属类”三类）、墓穴类型（按照埋葬逝者数量与逝者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单葬墓”、“（夫妻）合葬墓”和“家族墓”）、辈分关系（指相对于核心墓主人（即墓穴的主要逝者）的辈分高低而非称谓词本身所指的辈分）和是否为名人（判断标准包括公墓宣传介绍、墓志铭、网络查询与研究者背景知识等），之后将编码结果导出并利用统计软件SPSS 22进行总体统计分析。

本研究的统计分析所关注的是墓穴类型、辈分关系与是否为名人三组自变量对称谓语选择倾向的影响，进而探索了不同类型称谓语在指向性意义上的潜势。由于称谓语类型属于典型的分类变量，故本研究选择了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作为统计分析方法。在语言学研究中，Logistic回归方法常被用于探索不同语言形式的出现条件，因而适用于本研究。表1展示了变量的取值及选取的参考变量，其中父母类亲属称谓语占据了主导地位，故可作为参考变量，而自变量的参考变量的选择也是根据都是公墓多数墓穴的一般情况确定的，在进行了统计分析后，本研究又通过若干个案对这些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最后得出研究结论。

四、研究发现

（一）总体统计结果

水字区的墓碑共出现对逝者的称谓语共672例3，亲属类称谓语共出现了553例（82.3%）（其中父母类463例（68.9%），非父母类90例（13.4%）），而非亲属类称谓语出现了119例（17.7%）。其中亲属类中以父母类为主，主要形式有“先父/母”、“慈父/母”等，非父母类涵盖了长辈（“先祖母”）、同辈（“爱妻”）与晚辈（“爱子”）的范围。这表明亲属关系依旧是联系逝者与生者的主要关系类型，其中逝者的子女是操办父母丧事的主要负责人，因而在社会层级上指向了亲缘层级。在具体的形式上，亲属类称谓语中带有判断类（如“慈父”的“慈”）或情感类（如“爱子”的“爱”）评价性修饰语的称谓语占比达到41.1%，另有42.6%的亲属类称谓语包含有诸如“先”、“故”、“亡”这类表示“逝者已逝”语义的修饰语或直接使用指称“已故去父母”的“考/妣”作为称谓语。可以看出，无论是评价性修饰语的使用还是对“逝者已逝”的强调都展现了墓碑亲属类称谓语与日常生活中对应称谓语在形式上的明显差异。

非亲属类称谓语中，零称谓占据了主流，出现了74例（61.7%），而通称和职业称分别出现了35例（29.2%）和11例（9.2%），其中通称主要包括“君”、“公”、“先生/女士”、“同志”等称谓词，与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带有尊称性质的称谓词基本相同，而职业称多是含有“教师”语义成分的称谓词，如“老师”、“教授”等。由此可见，作为明确指向业缘层级的称谓语类型的职业称在实际使用中并不多见，而零称谓与通称由于本身并无明确的指向性意义而为逝者身份的建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相比于亲属类称谓语，非亲属类称谓语中包含评价性修饰语的例数极少，仅有“恩师”一例。图1所展示的使用包含判断类评价性修饰语的父母类称谓语的普通人合葬墓墓碑可以看作是公墓中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相比于父母类亲属称谓语，非父母类和非亲属类称谓语作为非常规的称谓语类型，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更倾向于被人们所选择。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本研究涉及的三组自变量都对称谓语的选择有影响，模型拟合优度检验的显著性值小于0.001，表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表2展示了分析的结果。对于非父母类亲属称谓语而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墓穴类型和辈分关系，这类称谓语在相比于合葬墓更倾向于被用在单葬墓的墓碑上，且相比于同辈更倾向用于长辈或晚辈逝者。这一结果表明，父母身份是墓碑文本主要凸显的身份类型，而其它类型的亲属身份往往只有在客观条件满足不了（如早逝、无子女等）的情况下才能被凸显。

另一方面，三组自变量对非亲属类称谓语的使用都有影响，当墓穴为单葬墓或家族墓时或逝者为名人时，称谓语使用会倾向于非亲属类。辈分关系的统计结果也表明非亲属类称谓语更倾向于使用于低辈分的逝者身上，本研究样本中甚至没有非亲属称谓语被用于长辈时的情况，这也与这类称谓语倾向于用于家族墓的情况相照应，即由于家族墓涉及到不同辈分的家庭成员，对于辈分高的逝者，人们更倾向于使用亲属类称谓语来明示逝者的亲属身份，而对于小辈则相对而言更倾向于隐藏其亲属身份。辈分关系与“名人”身份都涉及到权势关系，而非亲属类称谓语在指向（基于社会秩序的）高权势地位（“名人”）与（基于家庭秩序的）低权势地位（小辈者）上都表现出了倾向性，这表明非亲属类称谓语并不像亲属类称谓语那样明确指向了特定的层级，其可能出现的情况更为多样。因此，对于称谓语的指向性意义的分析还需要结合具体个案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具体而言，本节接下来的分析主要关注单葬墓与家族墓这两类非常规墓穴类型（以及有关的辈分问题）的称谓语使用情况，以及名人墓碑的称谓语使用情况。

（二）指向亲缘层级：单葬墓的情况

水字区共有单葬墓墓碑245座，其中使用非父母类亲属称谓语的共60例（24.5%），多为指称同辈（兄弟姐妹、配偶）与晚辈（子女）亲属的称谓词，非亲属类称谓语共71例（29.0%），且以零称谓为主。这两类称谓语在使用于单葬墓上时，往往暗示逝者为早逝者。如图2所示，2-①和2-②4分别为使用非亲属类称谓语与非父母类亲属来称谓语的早逝者的墓碑，两座墓碑所属的墓穴皆为单葬墓，且二人去世时都未满三十岁。2-①采取了零称谓，没有明示逝者与立碑人的关系，而2-②则采用了非父母类亲属称谓语“爱子”，不仅指明了立碑人与逝者之间的亲子关系，同时修饰语“爱”的使用建立起了逝者与生者之间的情感联系。除了对逝者的称谓语外，两座墓碑各自左下部分的立碑人信息也值得注意。总体来看，二者在基本结构上类似，都是作为长辈的父母的信息在上方，而同辈和晚辈的信息在下方，中间用“率”或“携”连接，体现了基于家庭秩序的对逝者纪念者的主次关系，无论对逝者的称谓语是否明示了逝者的亲属身份，立碑人信息对亲属关系的明示反映两类称谓语都指向了亲缘层级。早逝者去世时其子女（如果有的话）由于过于年幼而无法承担起操办父母丧事的事务，因此逝者的丧事往往是由其同辈或长辈完成的，这种行为与中国传统殡葬文化中的孝道观念[27]相违背，因此一些墓碑在设计上会采取某些符号策略以弱化这种亲属关系的呈现，2-①使用零称谓便是这种策略的一种体现，而2-②则力图绕过孝道观念的限制，用情感类评价意义的修饰语建构起逝者与生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前者强调家庭秩序，后者强调情感联系。由此也可以看出，如果仅针对称谓语本身进行分析很难判断如零称谓这样的称谓语的指向性意义，还需要从排布方式的角度进行分析，同时对评价性意义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揭示不同类型称谓语所指向的逝者与生者之间建构的情感联系的差异。

（三）指向亲缘层级：家族墓的情况

相比于合葬墓和单葬墓，家族墓在数量上最少，水字区中仅有33座，而家族墓由于其可能囊括了不同辈分的家庭成员而使得辈分关系对其墓碑称谓语的使用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家族墓还存在核心与非核心墓主人的区别，因此排布方式反映的主次之分也是称谓语指向性意义的重要资源。图3展示的两座墓碑皆为家族墓墓碑，可以看出，家族墓墓碑的一种典型模式就是合葬墓（有时为单葬墓）墓碑再加上其他逝者的信息的模式，3-①的核心墓主人是“先父/母”汪张夫妇，而3-②的则是“先考/妣”陈王夫妇。两座墓碑的差异在于非核心墓主人与核心墓主人的辈分关系。3-①的非核心墓主人是核心墓主人的长辈，因此尽管在中心-边缘关系上被置于边缘位置，但其字号却明显大于核心墓主人的信息，其非父母类亲属称谓语的选用也明示了其长辈身份。与之相反，3-②的非核心墓主人是核心墓主人早逝的儿子，其信息甚至没有展示在墓碑的主体，而是在附加部分上，其次要性更为凸显，且称谓语为零称谓，并没有明示其亲属身份，逝者信息之下的“陪伴父母”的墓志铭虽然说明了逝者之间的关系，但“陪伴”一词的使用又强化了其附属地位。正如前述统计结果所反映的那样，尽管两类称谓语都更倾向于在家族墓墓碑上使用，但非亲属类称谓语与低辈分关系更密切，由此也凸显了非父母类亲属称谓语指称长辈的重要功能。由此可见，对于作为长辈的非核心墓主人，墓碑在设计上力图要突出其辈分关系，强调逝者为需要被尊崇的长者，亲属类称谓语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明示具体亲属身份的作用。而对于作为晚辈的非核心墓主人，则类似于前述早逝者墓碑的处理方式，利用零称谓隐去了逝者的亲属身份。这种关系建构模式依然是基于家庭秩序的，因而也是指向亲缘层级的体现。

（四）指向业缘层级：名人墓碑的情况

平安公墓的一大特点即是有很多名人选择在此埋葬，而公墓管理者也乐于将其作为“卖点”向顾客展示，而在具体的墓碑的设计上也会对“名人”与“普通人”身份进行区分。在称谓语使用方面，名人墓碑的非亲属类称谓语使用更多，其中职业称的使用明确了逝者生前所从事的职业，明确地指向了业缘层级，通称与零称谓配合墓碑的其它符号要素（如讲述逝者生平的墓志铭、逝者头像等）也塑造了逝者作为社会成员而不仅仅是家庭成员的形象，同样指向了业缘层级。非亲属类称谓语的使用不一定明示了逝者的具体社会角色，但其排除了亲属身份的表达，为塑造逝者“对社会有贡献之人”的身份提供了空间，再配合其它符号要素得以完成“名人”身份的建构，对逝者的纪念因而被认为不再只局限于家庭范围而应在全社会范围。

图4展示了公墓埋葬的一位名人的墓碑，该墓穴属于家族墓，核心墓主人（以下称“逝者”）是我国一名著名的运动员，墓碑右侧展示了作为非核心墓主人的逝者父母的信息。墓碑对逝者的称谓语为通称“同志”，而对其父母则用的是父母类称谓语。然而，除了在称谓语上明示了亲子关系，父母的信息被置于边缘的位置且字号明显更小，这与前述的家族墓有很大不同。这表明逝者被置于高权势的地位，与传统家庭秩序下长辈被置于权势地位的情况截然相反，因此这里权势关系的建构不是基于家庭秩序而是社会秩序，即作为名人的逝者比其父母处于更高的地位。同时，对逝者的称谓词“同志”以及立碑人“国家体委训练局”也表明对逝者的纪念是在社会而非家庭范围进行的。除此之外，该墓碑的墓志铭记录的内容也为逝者的生平（尤其是其生前所获奖项），而对其父母的情况只字未提。综上所述，该墓碑以称谓语为中心，力图建构起逝者“为国争光的运动员”身份，明确指向了业缘层级。

五、讨论

从前述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墓碑称谓语在具体的形式上以及使用上，与日常生活情境下的称谓语使用都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从形式上讲，亲属类称谓语并非简单对汉语亲属称谓系统的直接复制，而是将其与殡葬活动进行联系，从而实现了明示“逝者已逝”或者对逝者进行评价的功能。而在使用上，称谓语的形式与其所指向的层级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尽管亲属类称谓语确实明确指向了亲缘层级，但非亲属类称谓语的具体指向性意义却受到称谓语本身的具体形式、墓碑排布方式等的影响而使之在指向性意义上呈现出了较多样的特点，脱离了墓碑这一载体来讨论称谓语的指向性意义是不合适的。

首先，亲属类称谓语中的父母类作为平安公墓墓碑称谓语中的常规类型，不仅与亲缘层级紧密相关，从更深层次来说，也是对中国传统殡葬文化中孝道观念与家族观念^[27]的遵循，表明家庭依然是目前我国进行殡葬活动的主要单位。与之对应，非父母类亲属称谓语更能够反映亲子关系之外的亲属关系。笔者前期对亲属类称谓语的研究指出，亲属类称谓语在修饰语上的选择体现了不同代际之间的权势与同等关系，父母类称谓语多包含判断类评价性修饰语，而（表征同辈或晚辈的）非父母类亲属称谓语多包含情感类评价性修饰语，即子女对已故长辈的纪念表现出对其尊崇与感恩的情感。而当逝者是同辈或晚辈时，情感联系则属于更为纯粹的“爱”，因而这种指向亲缘层级的身份认同不仅仅单纯塑造了逝者的亲属形象，更是力图与生者建立某种联系^[15]。

不同的是，非亲属类称谓语既可能指向亲缘层级也可能指向业缘层级，且与权势关系的建构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非亲属类称谓语建构低权势地位时（往往是零称谓），其语义上的非亲属性使之与立碑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被隐藏，不仅表明其指向的是亲缘层级，更暗示了逝者作为家庭秩序中低权势地位的参与者其亲属身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隐藏”的状况。当其被用于建构高权势地位时，这类称谓语语义上的非亲属性又为“升格”到业缘层级提供了空间。就平安公墓的情况来看，当称谓语指向业缘层级时，其建构的“名人”身份与其他“普通人”身份的区别并不在于实际政治经济权力的高低，而是社会影响力上的“软权力”，一个佐证即是职业称中出现的往往是与“教师”语义相关的称谓词，而公墓在公开宣传中宣扬的“社会名流埋葬之地”也印证了这一点。此外，由于非亲属类称谓语基本不包含评价性修饰语，这也使得其不像亲属类称谓语那样力图建立起逝者与生者之间的情感联系，故而将二者的距离拉远，这既可以理解为试图隐藏逝者的亲属身份以避免与孝道观念的冲突，也可以理解为对“名人”的纪念不仅局限于家庭范围而使得与逝者并无情感联系的“陌生人”可以参与其中。因此，非亲属类称谓语与其说是用非亲属关系替代了亲属关系的表达，不如说是消除或隐藏了逝者身份中的“亲属”成分，但并不一定有社会身份的填充，仅仅是为更多指向性意义的建构提供了空间。

非亲属类称谓语在指向性意义上的多样性也表明，对称谓语意义的理解需要从其所处语境的角度考虑，称谓语与其它语言文字或多模态的要素产生了互动（尤其是与立碑人信息的照应），共同建构了逝者的身份认同，这印证了Agha关于语篇层面指向性（text-level indexicality）的论述，“如果将一个片段从产生效果的文本过程中孤立出来，那么这一因之而‘分离的’的符号片段似乎就无法解释那种语篇层面的效果了”^[28]。墓碑文本作为一个多模态的符号聚合体，称谓语不是唯一有意义建构潜势的符号要素，但其可作为墓碑文本各种要素进行组合的中心节点，其它的符号要素则依附于称谓语或为其意义表达进行细化。

最后，现代公墓与中国古代的家族墓地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公共性，埋葬的逝者之间失去了“家族”这一联系纽带。与之对应的日常生活空间中实际上也发生的类似的转变，城市化使得传统的大家族模式被核心家庭模式所取代，城市居民在日常交往中所遇到的人多数也并非自己的亲属，公墓空间作为日常生活空间在死后世界的映射，也反映了这种变化。对逝者的纪念不仅是对私人关系的表达，更是对集体身份认同的表达^[29]。在这一背景下，对逝者的纪念不仅具有私人性，也可能具有公共性。业缘层级的指向性意义所反映的即是将对逝者的纪念从私人活动升格为公共活动的情况，并通过称谓语选择使对逝者的纪念的公共性合法化，就平安公墓的情况而言，“名人”身份的建构就是建构公共性纪念意义的重要模式。

结论

本研究通过分析平安公墓墓碑的称谓语使用情况，尤其是亲属类（父母类、非父母类）与非亲属类称谓语的分布情况及其指向性意义，探索了墓碑文本是如何通过建构逝者基于指向特定层级的身份认同来完成对其的纪念的。称谓语作为一种名词性的结构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指称，更揭示了被指称对象复杂的社会属性、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30]，为建构逝者身份提供了丰富的意义资源。将称谓语的概念纳入对墓碑文本的分析不仅凸显了其作为墓碑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更凸显了其对逝者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的定位。而对墓碑称谓语的研究也表明，称谓语并非是一个单一的系统，在不同的具体情境下，其意义并不一致，对其的理解并不能局限于称谓语本身的语义结构，对墓碑称谓语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公墓与墓碑这一大的基本语境之下来理解其所指向的社会意义。

另一方面，亲缘层级作为公墓墓碑称谓语所指向的常规层级，反映了家庭在对逝者进行纪念中的核心地位，而通过称谓语的选择，对逝者的纪念范围可能“升格”到更高的层级，将传统上被认为是家庭内部事务的殡葬活动扩展到了社会公共生活中，这印证了Gal关于“公共/私人”作为一种语言意识形态的论断^[31]。同时，对部分逝者（如本研究涉及的“名人”）纪念的公共性意义的建构使得不同逝者之间在纪念上存在了不平等现象，因此对于公墓管理者而言，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愈发重要的背景下，如何保证对逝者纪念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平衡显得尤为重要，对“普通人”逝者的公共性纪念意义的发掘也有助于人们对亲属之外的死亡产生共情，进而促进全社会的死亡教育。

注释

1、尽管墓碑所附的墓志铭中也多有指称逝者的名词性成分，但本研究并未将其对逝者称谓语的研究之中。

2、本文所指的“零称谓”为墓碑的逝者信息部分除了其姓名外再无其它显性的称谓成分的情况。

3、存在家族墓包含多种称谓语的情况。

4、为了记述方便，图2、图3所示墓碑分别用“2/3-①/②”表示，即“图编号-墓碑编号”。

参考文献